计量的产生和广泛应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在中国先民与自然界的长期抗争中，原始计量得以萌芽，并伴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古代计量。
原始计量的萌生计量这一概念，在国内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但至今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认为，计量是指统一准确的测量。即是说，计量是一种测量行为，这种测量不但要求尽可能准确，而且要符合社会化的要求；对于同一测量对象，不同的量者进行测量时，应能得出相同的结果。凡是满足这些条件的测量，都属于计量。计量产生的先决条件是人的思维的进步，首先表现在量的概念的形成上。所谓量，是指现象、物体、物质可以定性区别和定量确定的一种属性。量的概念来源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是比较和积累的结果。人类是由类人猿进化而来的。当类人猿制造出自己的工具————石砍砸器时，就已经实现了向“人”的转化。而即使制作粗糙的石器也需具有量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推论：量的概是在从类人猿变人的极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亦即量的概念的形成，与人类的产生是同步的。
原始人对于量的概念的理解还比较粗糙，这表现在他们所制造的石器，还不能保持一定的形状和大小。现在发现的旧石器早期的各种砍砸器，制作都十分简单，彼此差异很大，就表明了这一点。虽然如此，原始人在制作这些最简单的石制工具或者利用这些工具去砍树枝、制造棍棒时，也必然涉及对大小、长短这些直觉的量的比较，这是不言而喻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石器时代步入了它的中晚期。这个时期的工具较之以前有了很大进步，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类型，例如石刀、石斧、石镰等，甚至还出现了复合工具。例如在石斧上钻孔，装上木柄，这就构成了一套复合工具。复合工具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量的认识的深化。
但是，仅仅有原始的大小、多少等量的概念，还不足以建立起古代的计量。只有在发展到学会了计数，并将数与量的概念结合起来，人类才有可能真正开始其原始的计量活动。学会一定的计数并把握这些数之间的关系，这对人类发展而言，是走向文明的一个大飞跃。从发展角度来说，人类认识“数”，应是先从“有”开始，再到略知一二，以后在社会生产和实践中不断积累，知道的“数”才逐渐增加。中国古代有“结绳记事”和“契木记时”的传说，这大概就是对最早计数活动的描述。据统计，在仰韶文化及年代稍后的马家窑文化等遗址出土的陶中国古代计量的产生
贾湖骨笛
舜退位后，禹成了继位人。禹（一说禹的儿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夏朝设立了自己的国家机构，有牧正、庖正、车正（管理畜牧、膳食、车旅的官职）等一系列官职，还有军队，并制定了刑法，修造了监狱。有了国家机器，就要维持它的运转，这就需要有足够的粮食和副食品，由此就导致了赋税制度的产生。《尚书·夏书·禹贡》篇，专门记载了禹制定的“任土作贡”制度，即根据不同情况缴纳不同贡赋。这表明早在夏朝，统治者就已经建立了某种赋税制度。而当时的赋税制度，只能是实物赋税，这必然需要计量（非实物赋税也要以计量为基础）。这样，赋税制度的建立，促进了中国古代计量的进一步发展，其表现形式就是度量衡器具的逐步标准化。因为征收赋税是一种面向社会的行为，如果计量器具不标准、不权威，必然会导致混乱，影响到征收的正常进行。对此，统治者有清醒的认识。《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说：“关石和钓，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所谓“石”钓”，指的就是度量衡。度量衡的使用和管理掌握在官府手中，这有利于保证赋税制度的顺利执行。如果统治者抛弃法定的度量衡制度，为所欲为，势必要造成混乱，国家就要倾覆了。因此，赋税制度的需要是中国古代以度量衡为主体的计量制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
除了赋税制度以外，还有各种分配制度，尤其是分田制度，对传统计量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在中国，原始氏族公社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出现了农业、畜牧业，人们开始在土地上耕作。最初，土地属于公社所有，由全公社的人一起耕种，产品由公社成员平均分配。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公社开始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各个家族或家庭使用，但土地仍属于公社所有。每年收获以后，公社将土地收回，次年耕种时，再重新进行分配。国家成立以后，土地制度也相应发生了变化，全国的土地都属于天子，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王本身并不耕作，他还要把土地和奴隶分赐给诸侯和臣下，让他们世代享用。不过诸侯和臣下对土地并无所有权，王还可以随时将土地和奴隶收回或转赐别人。所有这些过程，都存在着一个土地分配问题。显然这种分配所需要的计量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远非原始社会的测量所可比拟。它迫使古人去思考如何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丈量和计算，从而不但提高了计量技术，发展了计量工具，还使有关的数学计算方法也成熟起来，最终推动了计量理论的进步。
大禹治水
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出现了分工，产品也有了剩余，人们为了互通有无，就产生了交换活动。最初的交换活动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对于计量的精确度，人们并不特别要求。国家出现以后，商业活动也相应增多，发展到一定时期，就出现了不直接从物质生产，而是专门经营商品买卖的商人阶层。商代后期还出现了铜币。西周的商业比殷商时期又有所发展，货币明显增多，商业成为社会经济不可缺少的部门。据《考工记》记载，西周的都城里还有专门的“市”，供人们交换货物。这些，都是当时商业发展的标志。
商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古代计量的进步。这是因为，当人们把交换作为一种经常性的社会活动、用货币作为交换尺度、以营利为目的时，原始交换中的不甚计较就会被新观念下的锱铢必争所取代，这就需要用权威的度量衡来进行准确计量。为了避免混乱，官府也需要将度量衡作为管理市场的一种手段。例如《周礼·地官司徒》专门介绍了当时的市场管理官员————司市。司市负责市场的全面管理，其职责之一“以度量成贾而征价”，即用度量衡器具对货物计量后再评定其价值。司市手中掌握的度量衡器具，既是市场上唯一的标准，也是一种权利的象征。不但周朝如此，历代王朝，无不高度重视度量衡在市场交易乃至国家管理中的作用：一方面，组织人力精心制定权威的度量衡标准器具；另一方面，颁布各种律令，迫使人们遵行其所制定的度量衡制度。这是中国古代度量衡制度得以发展的主要社会动力。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计量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社会的需要，首先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推动了以度量衡为主体的古代计量制度的不断发展。
原文载《质量与标准化》.2021（09）
来源:量天度地
